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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 汉语重动句的句法分析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5-30

  即动词在形式上完全相同,如“看书看累了”等。对这种句式,学界有很多研究,为简单起见,本文只关注这种句式的结构和与该结构相关的语义现象。在结构方面,有的认为是引进,由于致使范畴常常可以实现为“把”,所以重动句会跟把字句有天然的联系。

  黄伯荣、廖序东(2011)认为重动句的前后两件事有因果关系。这种因果关系,用当代语言学的术语来说,就是致使关系。也就是说,重动句表达的是一种致使情境,这种致使情境包含两个事件,一个是使因事件(causing event),一个是致果事件(causedevent)。使因事件表示活动(action),致果事件表示状态(state)。唐翠菊(2001)认为重动句有致使与非致使的区别,其证据是把字句,如:

  (1)中的重动句有相应的把字句,如(3);(2)中的重动句没有相应的把字句,如(4)。所以她把(1)中的句子归为致使性重动句,将(2)中的句子归为非致使性重动句。其实(2)也有相应的把字句,如:

  (1)之所以能变换为(3),是因为“他”是役事(causee),即变化者或受影响者;(2)之所以不能变换为(4)而能变换为(5),是因为“他”不是役事,而“中餐”与“课”可以充当役事。(5)在语感上如果接受性较弱的话,那是由等同名词短语造成的,以下也是“中餐”与“课”充当役事的语料,如:

  在生成语法中,常用致使范畴或致使义(causative)的轻动词表达这种致使关系(Sybesma,1999;熊仲儒,2004;Cheng,2007)。致使范畴或扩展动词短语(Sybesma,1999),或扩展达成短语(熊仲儒,2004)。在这些分析中,小句分析法很直观,它是让补语谓词构成小句(small clause)充当主动词的补足语;为了让小句中的主语能够移到主动词之前,如生成把字句或不及物句式,它会假定主动词变性为非受格动词;为生成把字句或单及物句式,动词短语还要受到致使范畴Caus的扩展。

  (7)是不及物句式,“这匹马”首先跟“累”构成小句做“骑”的补足语,然后为获得格而移出小句。(8)是单及物句式,VP受Caus的扩展,然后融合好的“骑累”核心移位到Caus。(9)是把字句,即将“把”嵌入Caus位置。

  Cheng(2007)曾利用小句分析法推导汉语的重动句,但她将重动句中的VO分析为附加语,即状语。如:

  在生成语法中将某个成分分析为附加语,是跟句法位置相关,如果该成分不能处于补足语位置、指示语位置或核心位置,就只能处于附加语位置。对主动词“骑”而言,它的补足语位置与指示语位置都已经占据了语言表达式,如(10),其补足语占据了“得他很累”,指示语位置占据了移位而来的“他”。这时候要引进“骑马”的话,则只能以附加语的形式,如(11)。这是不得已而为之,除非引进新的核心,才有可能将“骑马”作为指示语引进,请参见(16)的讨论。将“骑马”作为结构体附加在VP2上,好处是可以经受移位测试,如:

  “骑马”能够整体移位,这表明(11)将“骑马”作为一个句法体或者说成分,是可取的。除Cheng(2007)之外,彭国珍(2011)、王奇(2016)也将重动句中的“V+O”分析为附加语。问题是“骑马”这类的“V+O”是否真的为附加语。比如说:

  在(13)中,“骑马”与“张三”一样都可以处于“把”之前;在(14)中,“骑马”与“张三”都处于役事如“他”如“饭”之后。就目前所知的语法体系而言,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(13b)与(14b)中的“张三”分析为附加语的,从结构的平行性来看,大概也没有理由将(13a)与(14a)中的“骑马”分析为附加语。在研究中,结构平行性原则很重要,请参见沈家煊(2016)的论述。刘丹青、徐烈炯(1998)、曹逢甫(2005)等认为重动句中的VO是话题而非附加语,这从结构的平行性来看,也应该是合适的,因为(14b)中的“张三”是(次)话题。

  其实根据小句分析法,重动句中的“VO”也是可以不分析作附加语的,只需要引进Caus扩展VP即可。有了Caus,就有了一个新的句法位置,即CausP的指示语位置,它可以像安排名词性致事一样,安排VO。如:

  首先是补语“光”与“累”构成小句,分别做“吃”与“骑”的补足语,接着小句主语“饭”与“他”移到VP的指示语位置,然后VP受Caus的扩展,Caus接着选择致事“张三”与“骑马”,如(15a)与(16a)。Caus中嵌入“把”字,如(15b)与(16b),得到把字句,如(13)。役事线c),得到主谓谓语句或者说线)。Cheng(2007)没有将重动句分析为(16)这样的结构,可能是缺乏把字句的语料。2. 功能范畴假设Sybesma

  Cheng(2007)的分析以小句分析法为基础,这种分析很直观,如(7-9)的分析,但它也备受争议。其一是要不要假定主动词变性为非受格动词(Huang,2010),其二是含二价结果谓词的动结式,比如说:(17)张三听懂了这段话。

  根据小句分析法,首先是“懂”投射出小句“张三懂这段话”,这个小句做主动词“听”的补足语。“听”由及物动词变性为非受格动词,不能为“张三”指派格,后者为了格需要提升到能够获得格的位置,如T的指示语位置。如(暂忽略“了”):

  把][VP衣服i[洗[ti-干净]]]小句“衣服干净”做“洗”的补足语。根据小句分析法,“衣服”在小句中得不到格,在小句之外也不能得到主动词“洗”所指派的格,因为“洗”变性为非受格动词,失去了指派格的能力。“衣服”为了格而移出小句,构成“衣服洗干净(-了)”这样的

  ,VP接着受Caus的扩展,如(20a)。“衣服”可由核心移位到Caus位置的“洗干净了”指派格,如(20b);也可由嵌入Caus位置的“把”指派格,如(20c)。(18)中小句内宾语“这段话”可以由“懂”指派格,所以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升到以主动词“听”为核心的VP的指示语位置,其结果是得不到相应的把字句,但事实并非如此,如(21a),(21b-c)是李临定(1988)举的实际用例:(21)

  除非仿照(20)假定“懂”是一元谓词,而且假定其唯一的论元是“这段话”。但根据袁毓林(

  )的研究,“懂”是二元谓词或者说二价动词。本文将采信熊仲儒(2004)的功能范畴假设,该假设认为功能范畴不仅激发移位,而且决定合并,包括论元的选择与题元的指派

  Chomsky(1995)的轻动词v与Kratzer(1996)的语态范畴Voice,现在则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所有的论元都是由功能范畴所选择,如Borer(2005)等,可参见Huang,Li和Li(2009)的介绍。根据熊仲儒(2004)的功能范畴假设,可以认为(17)中的“听”与(19)中的“洗”受达成范畴Bec与致使范畴Caus的扩展,前者为动词选择两个论元,并分别指派结果与役事,后者接着为动词选择一个论元,并指派致事。所以,“听”与“洗”所在的句子可指派如下结构:(22)

  vP的左边界,如(22),根据Huang(1992)的最短距离原则,OP受“这段话”的控制,Pro受“张三”的控制,所以补语表达的是“张三懂这段话”的意思。“懂”核心移位到“听”,得到“听懂”,“听懂”一直核心移位到Caus,就得到(24a);如果Caus位置嵌入“把”就得到(24b)。“干净”被选择了一个论元Pro,根据Huang(1992),这个Pro受“衣服”控制,所以补语表达的是“衣服干净”的意思,如(23)。“干净”核心移位到“洗”,得到“洗干净”,“洗干净”一直核心移位到Caus,就得到(25a);如果Caus位置嵌入“把”就得到(25b)。(24)a.

  充当致事的可以是个体,也可以是活动,可分别称为个体致事与活动致事。如果活动致事中的动词跟主动词相同,就得到了重动句,如:

  Pro很累”“Pro坏”“Pro伤”“Pro肿”。其中Pro的解读由最短距离原则确定。第一,如果核心移位一直持续到Caus,即可得到:

  过个星期天都把人过糊涂了。(王朔《痴人》)c.想起以前看外国电影……都把我看迷了。(孔厥)

  b.说好听的把嗓子说哑了。(王朔《你不是一个俗人》)c.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。(冯骥才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)

  )中役事既非动作的施事也非动作的受事。役事为受事时,语感上有变异。第三,如果役事话题化,即可得到:

  活动的激发者为役事时,致事中一般不出现活动的激发者,即不出现施事,如(27a)。换句话说,所谓补语指向主语的情形,实际上是所谓的主语(施事)被选择做了役事。当役事的所指对象为动词受事的时候,役事也常常不出现,这种情形被认为补语指向宾语。如:(34)他骑那匹马骑得很累。

  (2004)的侧向移位与Sybesma(1999)的小句分析法等相关理论,认为分别跟标准移位与侧向移位相关。如:(35)a.他i[[

  那匹马]i[V’骑得ti很累]](35a)中的小句是“他很累”,(35b)中的小句是“那匹马很累”,由小句获得语义解读。问题是(35b)并不能经受移位测试。比如说一些非歧义的补语指向受事的句子,其中的

  )的句法设置存在问题,实际上(35b)这样的结构还会生成不合法的句子,如(37

  [手帕]i[V’哭ti湿]]但Caus位置嵌入“把”则合法,如(38)。也就是说,不是V-VP结构有问题,而是用复制的方法生成重动句有问题。

  (2007)为了排除(37)这种不合法的句子,她认为动词复制是最后的手段(lastresort)。从本文的立场看,就是“哭手帕”为不合法的结构体,不能充当致事。从熊仲儒(2004)的功能范畴假设来看,(34)两种解读的生成机制完全相同,差别在于役事的选择,如:

  1][Bec’[Bec得][VP[Pro1很累][骑]]]]]](39a)中的役事是“骑”的施事“他”,(39b)中的役事是“骑”的受事“那匹马”。根据最短距离原则,(39a)中的

  受“他”控制,(39b)中的Pro受“那匹马”控制。换用指向理论,就是前者指向施事,即Cheng(2007)的主语-结果(subject-result);后者指向受事,即Cheng(2007)的宾语-结果(object-result)。(39b)出现“那匹马”的等同情形,役事位置的“那匹马”就给删了。Hsu(2012)给出的例子也说明役事可以跟致事中宾语等同[2],如:(40)他训练马把马训练得很好。删除的成分在理解时需要复原,也就是说宾语

  结果的情形因涉及役事的删除而需要复原,主语-结果的情形不涉及删除,不需要复原。其后果是存在歧义的“优先解释”[3],唐翠菊(

  )发现下面的a义(主语-结果)的理解优先于b义(宾语-结果),如:(41)他追我追得直喘气。a.他喘气

  移位测试表明重动句中的“VO”为成分,功能范畴假设也将“VO”处理为成分,并认为它是被致使范畴

  选来充当致事的。重动句中的致事表示的是活动,所以可称为活动致事。活动致事具有名词性。曹逢甫(

  )根据Li和Thompson(1981)的研究,认为重动句中的第一个谓词性成分为名词短语。第一,第一个动词不带任何时体成分。例如:(44)a.我睡觉睡了五个钟头。

  我没拍手拍两次。第三,某些副词如“还”“只”“也”常出现于第二个动词之前。例如:(46

  我只骑马骑了半个钟头。究其原因,就是因为第一个VO是活动致事,处于[Spec,CausP]

  之下(熊仲儒,2013;Baker,1997),所以“了”等时体成分只能附在动词之上;除内部否定,否定范畴Neg在动词投射之外(Chomsky,1995),如果没有“把”的阻隔,当然否定常在主动词之前,有“把”则否定在“把”之前,如“他切肉没把手切破”。这些副词约束“半个钟头”等结果,在附加时当然也要尽可能靠近它们。熊仲儒、刘凡(2013)认为这里的致事在范畴上为DP,这也使得时体范畴、否定词、副词不能出现在它的内部,也不能修饰它。由于汉语DP中的“的”具有可选性,这使得所谓的施事可以领有者提升,如:(47)a.[DP我砍树]

  b.我呀,砍树砍坏了一把斧头。这种提升使得SVO型的致事在句法上成为两个不连续的成分,并使它们都获得主语身份,如(48a

  48a)中的致事是“我砍树”,(48b)中的致事是“讲课”,两者都跟时制范畴协约操作,获得主语身份。“我”通过领有者提升到达话题范畴的指示语位置,役事“他”通过wh-移位也到达话题范畴的指示语位置,都获得话题身份。关于时制、话题等功能范畴的句法位置及效应,可参见

  (2004)、熊仲儒(2013)。如果话题也是主语(赵元任,1979;朱德熙,1982;沈家煊,2016),则被移到话题范畴指示语位置的领有者“他”与役事“我”也是主语。其后果如下:第一,重动句不是连谓结构。黄伯荣、廖序东(2011)认为重动句是连谓句,他们给的例子是“他看书看累了”。从连谓结构的特征来看,这种归类确实没有问题,因为“看书”与“看累”首先都是谓词性成分,其次它们都共享主语“他”。但如果曹逢甫(2005)与熊仲儒、刘凡(

  )等关于VO名词性的说法正确的话,则重动句是不能当做连谓句的。第二,“宾补争动”说无效。王力(1954:399-400)认为动宾与动补都要融为一体,为了满足这种要求,他认为“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叙述词(即动词)复说,使两方面都不至于被隔”。戴耀晶(

  )将这种看法归纳为“宾补争动说”,施春宏(2010)对“宾补争动说”作了进一步的讨论。从Huang(1982)来看,“宾补争动”是有可能的[4],但这种分析技术后来被Huang(1988)淘汰了,这意味着“宾补争动说”在生成语法学里是没有理论基础的;如果考虑刘丹青、徐烈炯(1998)与曹逢甫(2005)的研究,“宾补争动说”也没有理论基础,因为“VO”是话题,其中“V”与“O”都不在谓语部分。如果活动致事VO是主语,则围绕重动句的“宾补争动”说也失去了结构来源。“宾补争动”只是假象,汉语动词之后是可以同时出现宾语与补语的,如:(49)a.放了[宾

  ]对重动句而言,所谓的“宾”实际上处于致事“VO”之中,整个“VO”是个名词性成分。在二语教学中,如果不讲清这一点,学生容易将致事“VO”中的“

  ”当作主要动词,如(50),或不将“VO”当作活动致事,如(51):(50)a.*在中国生活很好,可是说汉语Ñ不好。(说)(初级,韩国)

  2015)。(50)遗漏了主动词,误将句中的动词当作了主动词;(51)误加了“的”,其中“他描写人物”是活动致事,“的”误加后变成了个体。

  第三,致事中的动词可不同。如果我们的研究思路正确的话,则活动致事,一方面它不是后边VP的修饰语,而是句子的主语;另一方面,它也不是动词通过侧向移位后跟其宾语合并的结果。如:(

  ”,即“骑”被选择了2次,如(53b):(53)a.他骑马骑累了。b. {..., [

  2],...}人们之所以不采用选择两个相同动词的方式而采用复制的方式,大概是为了控制生成能力。杨大然、程工(2013)发现“看书”和“读书”虽然意义相近,但在只替换一个动词的情况下,句子都不成立;若要替换,必须将两者全部换成另一个动词,如:

  他读书看得眼睛很累。所以他们推测“两个动词之间的这种强依存性很可能是源于动词拷贝的结果”。我们认为:活动致事中的动词可以跟主动词相同,也可以跟主动词不相同。同与不同,跟活动的相关性有关,因为致使关系常做如下表达(Wechsler,2015

  )与(55a)都是单一活动,如“看书”,“读书”;(54b)有两个活动,一是“看书”,一是“读”;(55b)也有两个活动,一是“读书”,一是“看”。(52a)虽有两个活动,但相关,如“殴斗”与“打”,“放狗”与“咬”,“骑马”与“摔”,“殴斗”是“打”的下位词,“咬”是“放狗”的目的,“摔”是“骑马”的后续行为,如:

  如果(54-55)中表达活动的词也有上位词的话,则致事中的动词与主动词也可以不同。如:(58)他看

  )他读书弄得眼睛很累。“弄”是个泛义动词,“看”“读”是具体动词,“弄”可以看做“看”“读”的上位词。这说明重动句中的两个相同动词并非复制的结果,而是选择的结果,像(

  5. 结语句法分析应以结构测试为基础。通过把字句测试,我们发现将第一个VP处理为附加语不合适。将第一个VP处理为附加语,虽然能经受移位测试的考验,但没办法解释相关的把字句。重动句表达的是两个子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或者说致使关系,句首的

  [1]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。[2]“宾语-结果”重动句,常常会被当做不合法的句子,如“*孩子骑这辆车骑坏了”的不合法性的判断(黄月圆,1996;施春宏,2010;陈忠,2012),这是因为役事位置为零形式的缘故,这个零形式可能是删除造成的,也可以是本来就选择了零形式的成分。如果是前者,则这个零形式较难复原;如果是后者,则这个零形式不能获得解读,因为它不受致事中的“这辆车”的控制。不过按李临定(1988)的观察,“宾语-结果”重动句也是可以存在的,如“他炒菜炒咸了”。“宾语-结果”的重动句在语法性上存在语感差异,这是跟役事的零形式有关。

  [3]赵林晓、杨荣祥、吴福祥(2016)发现“宾语-结果”重动句,即补语指向受事的重动句萌芽于宋代,真正产生于元代,清代仍继续使用。在他们所描写的四类重动句中,这一类使用频率较低,从本文的观点看,也是跟役事的零形式有关。[4] Huang(1982)先让V0跟其补足语如宾语合并,构成V1,然后V1跟补语合并构成V2。但其短语结构限制(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)只允许V1有右分枝成分,这使得V2右分枝成分——补语不能通过短语结构限制的过滤。为满足短语结构限制,Huang(1982)提出动词复制与宾语移位等策略。可以说动词复制与宾语移位都是“宾补争动”的结果。Huang(1988)改变了合并顺序,如将补语首先跟动词合并,这时候宾补争动说就失去了基础,所以动词之后可以和谐地分布宾语与补语,而无需复制动词,如“这瓶酒醉得[张三][站不起来]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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